在哲学成为一个高度分化的系统以后,哲学家往往遭到这样的诟病,如克尔凯戈尔所说,建造了一个大宫殿,却居住在旁边的一个小破屋里。由于同样的原因,圣徒们的生命历程则令人惊叹仰慕,比如藏传佛教的仁波钦们,马蒂厄先生正是被他们所感召,放弃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而成为一位和尚。《和尚与哲学家》是他与父亲让-弗朗索瓦的对话,副标题是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我的观感,这场宗教与哲学的对话也是分析思想与静观体验的对话,启示与理性的对话,超验与否的对话。
藏传佛教,是一个浩大完整的系统,正如马蒂厄所说,他,以及他的师傅们,西藏的大师们,正是“要成为一种千年传统的忠诚而完备的保管者”。马蒂厄先生在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感到的是安慰而非警觉。而对于我来说,这恰恰意味着为了给心灵找一个安适的居所,而放弃了精神冒险的各种可能的体验。这两种选择导向截然不同的命运,我无意判断优劣,只是本性将我导向后者。
让-弗朗索瓦认为,如何给思想强加一个原则是古代哲学主要主题之一,而现代哲学的野心主要在于认识精神活动的方法而非修改它们。我想,这种旨在认识的、清醒而疏远的姿态其实就造成了一种距离感,这也是现代哲学家更少地依照理论而生活的原因之一,同时也减少了它直指人心的特质。另外,哲学和科学自启蒙时代以后就开始渐渐高度分化,使得彻底实践自己的学说并将学说与生命融为一体的可能性渐渐减少。我对于将生命用于实践的模范者深深尊敬,然而,人是有血有肉的杂合体,我们是否可以说,接受不完美,甚至接受分裂,是现代宽容精神的一种表现。一个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他们的私德再败坏,都不能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变为荒谬或错误,而另一方面,一个学说有无数用生命来实践的无瑕圣者,并不能预先说明它的正确性。
在这里,我绝非否认精神实践与内心改造,它们仍然是这个现代世界不论是繁荣也好混乱也好之外的、比这一切表象都更为重要的内在需求。“对绝对真理的超乎概念的直接审视”这种直接触摸苍穹顶端的精神行为曾多少次令我灵魂激荡。尽管向往至美至善的冲动于我胸中仍然强烈,但我有一种更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遵循某个道路就可以到达它的话,那么路的尽头端坐的它就颇堪怀疑。我坚信即使它存在,也必然跟光量子一样,在某个不能确定的地方。因此,如果谁跟我谈论彻底的平衡与完满并给我指出道路来,我要么怀疑这是在向我索要灵魂自由,而如果这竟是不可怀疑的真相,我会无限惊骇,是的,我有勇气面对迷宫,却没勇气忍受终点。
人们把社会改造和幸福联系在一起,本身便是一个错误。一个人的得救是内心的得救,而内心的道路不是一个他人可以陪伴的旅程。所谓集体得救,不过是将天国搬到地上,为何不换句话说,就是将精神物质化呢。殊不论是否成功,这种尝试本身就是一种庸俗化,外在化。
多少宗教与哲学都以解除痛苦为首要任务啊。要么找到痛苦的源头将它掐死,如佛教;要么用天堂的美好来保持希望,如基督教;要么变得聪明,知道如何避免痛苦和最大化幸福,如伊壁鸠鲁;连坚忍的斯多葛派也要顺天命以免痛苦。这个世界的苦难固然巨大,每个生物都不可避免地分得一杯羹。然而,勇敢的灵魂不能为痛苦所限,也不为解脱痛苦而去寻求宁静。如果说,我们最优秀的头脑都在寻求痛苦和死亡的解毒剂,这就真应该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关于佛教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宗教,知识界的共识是它是二者的混合体。马蒂厄先生认为,如果把宗教看成是人们出于盲目虔诚而接受一个教义,却非自己去发现教义的真实性,这样看来佛教确实不是一种宗教。我却觉得,宗教经常强调“去个人化”与解脱之间的关系,鼓励人们走上它指明的一条道路,每个人都要遵循某些思想与行为上的规则。每个人的道路即使不是完全一样的,也都打下了该宗教的烙印,具有它的显明特征。接受规则,才可以获得解脱。说得赤裸裸一点,就是用自由换取解脱;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得到新的自由。在没有一个既定教义的情况下,由于世界的参差多态和思想的无限可能,思想的高度相似就相应地不那么可能。因此,应该把其追随者思想的相似度作为考量:不论是什么群体,如果其成员的思想都高度相似,这就具备宗教的特征。另外一个应该列入考量的是,到底其成员是在训练思想,还是在解放思想(这二者的分别,要引用让-弗朗索瓦)——当然有很多情况下是前者打着后者的旗号。不过这样一来,很多哲学上的流派就要被归入宗教了,幸好持有我这种看法的BT人物不多,否则哲学队伍岂不是要大大缩水么。
马蒂厄先生对佛教实践中的一些表象,比如旗幡、转轮的辩护相当的辛苦。在我读过的佛经中也不乏果报故事,这是一些令我感到荒谬与寒冷的对事实的解释,并不下于基督教的游戏规则。这些,都仅仅是佛教向人民扩散之后的产品么?佛教作为宗教,还是不能逃脱对群众的需要,而它作为哲学,对这些是有着天然的尴尬的。其实,一切宗教都不能与迷信完全解脱关系,即使在它们最“净化”的形式里。连佛教也难逃这一规则。
令马蒂厄先生最感辛苦的一件事就是转世灵童问题了。他一面说自我/灵魂并不存在而是虚妄,一面又坚持这个灵魂/意识之流能够在大师死去后转到儿童身上;一面说思想的虚幻性,一面却要去停止思想。我思,但思不存在——让我们将坟墓里的笛卡尔气醒来吧。马蒂厄先生举了很多个人体验为例子,并以师傅们的道德高尚来担保真理。这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道德高尚是否可以作为证据。师傅们没有说谎,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被他们自己的思想所欺骗。他们有救世的宏愿,但有救世宏愿的人有多少?每个都有真理在手吗?
马蒂厄先生的高论是,转世其实就是某某某的精神影响在某某的身上继续进行。我看不出这一解释的有效性。藏传佛教的转世说是一对一的,一个走了,就出现在下一个的身上。而精神影响是一对多、甚至多对多的。迷信就是迷信,这么费神粉饰干什么。还不如直接承认其有世俗迷信的一部分,同时声称你马某人已经弃绝了这部分。然而马蒂厄先生坚定地相信转世的真实,因为他目睹了一系列奇迹。看,这就是宗教的另一特征:它饱含着各种各样的奇迹。
——没有奇迹会死啊!
——是的,如果没有奇迹,宗教真的会死的。
说到“旨在使非理性物变得合理的努力”时,让-弗朗索瓦有句话说得十分委婉:“如果不在这里另加上一份虔诚,他们是不能仅仅通过强制性的证明来达到这一结论的。”这份虔诚,如果用于基督教框架中,其名字就叫做“启示”。用理性去证明启示,是得到启示者的不可避免的反应,这是一种自我肯定的需要,然而毕竟是徒劳,因为它们根本处于不同的范畴。理性与启示之间的鸿沟,再巨大的真诚也跨不过去。这是两条不能不能互相分享的路径,然而启示一方始终想得到理性一方的认可,就像ice age里那只追逐坚果的松鼠。
马蒂厄先生没有说错,整个理论被新证明全盘推翻的情况,经常出现在科学领域中。但是,这绝非科学的耻辱而是荣耀。只想着择木而栖的渴望心灵安定的人们需要一个坚实的,永远不会移动的土地,以告慰他们害怕动荡的心。然而,时刻准备修正自己,并不宣称自己的真理性,才更有利于靠近真理。对于勇敢的富于精神活力的人类而言,从善如流从来都不应该是耻辱。而对于物质世界的描述是必要的么?除非你愿意被架空在精神世界中自得其乐。一个封闭的精神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一个开放的精神,不应当对外部事物、或者说对存在的事物不感兴趣。
可是马蒂厄先生非常愿意把佛教当作一种“精神科学”,并不惜利用波粒二向性和不确定原理来说明佛教理论无所不包。为何非要让佛教也成为科学一样的实践呢,为何一样要它包含表象世界的规律呢?它本来就与之互相排斥。表象到底如何,你其实并不关心,那么马蒂厄先生,你为何这么辛苦地谈论原子的构造,粒子的波粒二向性来说明佛教的正确呢,甚至不惜提到佛教的实验证明?马蒂厄先生在此的言论并不像是一个受过正规科学训练的人,也许是因为将“实验证明”纳入佛教体系之急切,让他失去了对“实验”的理解。思想就像气体一样,是无法装入一个容器当中的。所谓“精神科学”,真是一个悖论。还不如把它们彻底分开,精神的归精神,科学的归科学,就像凯撒和上帝应该分离一样,这样,二者都不会遭到损害。
很多宗教和哲学都对物质世界作出过解释,它们有的甚至跟现代科学有相似之处,比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比如佛教与量子论/原子结构有些什么地方不谋而合,比如创世纪跟大爆炸理论有几分牵强的相似……我见过很多努力,目的在于让我们理解古老的智慧有多么高明,并且某本古书是多么的神奇。我想说,老师判卷的时候是要判过程分的,蒙对了答案并不等于正确,还是得给零分。就算是蒙了个八成相似,也跟科学毫不相干。还是那句话:让科学的归科学吧……
科学并不掌管精神,也不反对精神。而我们二者都是需要的。因为科学使我们做到了一些以前不能做到的事,这造就了它无所不能的假象,从这一假象出发,凡事诉诸科学,跟它的反面一样,是一种浅薄的倾向。
把精神的需求等同于宗教的诉求,也是一种流行的论调。这种灵性的饥渴在很多地方表现为对宗教的回归,比如美国基督教势力近几十年的壮大。的确,宗教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救赎的道路(通向哪里还有争议),我只想说,除此之外还有无限可能。
佛教与基督教一样,是一种心灵救赎的途径。而不论是科学还是哲学,只要是不诉诸启示而诉诸理性者,都不能达到这一功能。然而,正如马蒂厄先生所说,佛教并不诉诸于一个终极神灵,而认为世界运行依赖于一种规律性,这种清醒当然不是一神教可比。佛教所注重的“静观体验”,虽然与“分析思想”背道而驰,虽然类似启示而不同于理性,却仍是一种可宝贵的道路。当然,将佛教与西方哲学的会话称为启示与理性的对话,这种对立和比较是相当粗略的。
佛教与西方哲学的确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在马蒂厄先生说出佛教的观点之后,让-弗朗索瓦很多时候都能够举出西方哲学中的对应。这本对话录让人用对照的方式来考察东方与西方的哲学,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是了解东方智慧的绝佳机会,而对中国读者当中熟悉西哲的那一部分来说,这种对照亦不失为激发思维的途径。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在史上并不少见。据传耶稣曾到印度(当然这种说法并未被广泛接受),叔本华也是深受东方智慧影响,后来的黑塞、毛姆等人都流露过对印度智慧的仰慕。在现代西方哲学令人眼花缭乱的流派之外,佛教的精神传统,和那个古老国家传说中的宁静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作为浮躁的现代的解毒剂。而按让-弗朗索瓦的说法,在西方哲学放弃心灵层面之后造成真空,使得人们向往东方的佛教。
马蒂厄先生对于社会问题的探讨,比如环境、对人和动物的杀戮、政治斗争、安乐死、堕胎、低俗文化,这些方面的探讨全在意料之中。他自身已净化,便倾向于使用道德高标,并且把精神静观当作可以推广的良药,不禁令我大起疑心,我以为,这种类似的传说中的良药在世上现身一次,往往就带来一次灾难。成熟的制度是各方面势力的制衡,允许自私,懦弱等人性的弱点,不是去消除人性的阴暗面,而是与阴暗面共存。倚赖每个个体的成熟是不可靠的——因为它的实现本身就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美好社会,前者是后者所孕育的——如果寄希望于此的话,很可能我们不但得不到一个极好的世界,反而连一个极糟的世界都避免不了。
关于艺术与创新。创新欲固然是浮浅的,然而,对于艺术而言,为了灵魂平静的所谓“神圣艺术”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自杀法。艺术固然是与永恒有关的事情,但它不是用来烘托永恒真理的伟大性的。后者的存在与否尚可存疑,即使存在,这种直奔主题的崇拜也足够把艺术降格为教化工具。
除了精神追求于人的重要性之外,我与马蒂厄先生之间甚少共鸣,虽然我完全明白这颗心灵的高贵的纯正。我必须惶恐地承认,对他的诸多微词不吐不快,其中难免多有偏激浅薄之处,只能留待自己以后检视。让-弗朗索瓦有让我倾倒的特质,这倒似乎没什么可检讨的。他的思想于我并不新,但是有些亲近,如果我十年前遇到他,他可能是我成长历程中的重要人物。
我最理解并且羡慕马蒂厄先生的,是他所说的那种巨大的自由感:“我终于能够将生存的每一个时刻都用于做我希望做的事情了!”我真希望能够去隐修上三五年,虽然不是在宁静中把自我消化掉——自我的火焰也是一小团值得守护的圣火,灭掉就太可惜了。